朱标静静地听着,手指不自觉地在御案上轻叩,眼中渐渐亮起光芒。 他反复琢磨朱高炽的每一句话,越想越觉得此策精妙:“炽儿,照你所言,这一条鞭法确实能解决当前的核心问题——既让士绅无法再凭借特权逃避赋役,又能减轻百姓负担,遏制土地兼并,还不违背祖训,可谓一举多得!” 朱雄英也豁然开朗,连忙附和道:“高炽,此策实在高明!赋役合一、按亩征银,既简化了税制,又能实现‘多田多缴、少田少缴、无田不缴’的公平原则,百姓定然会拥护。” “而且循序渐进推行,不会引发太大震荡,比贸然推行颠覆性变革稳妥得多!” 朱高炽见二人已然认可,心中彻底松了口气,继续补充道:“一条鞭法的优势还在于可灵活推行。我们可先在江南、南直隶这两个土地兼并最严重、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试点,选派得力官员牵头落实,一边推行一边调整细则;同时,朝廷需先行完善鱼鳞图册的核查,确保田亩数量、等级准确无误,这是按亩征银的基础;另外,要严令地方官府不得擅自加码赋税,不得刁难百姓兑换白银,确保政策落地不走样。” “试点期间,若遇到士绅阻挠、官员执行不力等问题,需以雷霆手段处置。”朱高炽语气坚定,“对于那些公然违抗新政、勾结官员隐瞒田亩、压榨百姓的土绅劣绅,一经查实,严惩不贷,没收其非法兼并的田产,分给无地流民,以儆效尤;对于执行新政不力、徇私舞弊的官员,一律罢官问罪,绝不姑息。只有拿出强硬态度,才能让新政顺利推行。” 朱标闻言,眼中闪过一丝决绝,猛地一拍御案:“好!就依炽儿所言,推行一条鞭法!朕意已决,任何人都不得阻挠!” 朱标正欲传唤内侍拟旨,朱高炽却上前一步,躬身道:“丧标,暂缓下旨!” 这一声劝阻让朱标与朱雄英皆是一愣,朱标眉头微蹙:“炽儿,为何阻拦?如今万事俱备,正是推行一条鞭法的最佳时机,拖延下去恐生变数。” 朱高炽语气沉稳,条理清晰地解释道:“你先别着急,我并非反对推行新政,而是认为不必急于一时。其一,承天元年颁布的江南减赋、宽省刑狱、文武并重三项新政刚落地不久,各州府正处于执行与适应阶段,百姓与官员尚未完全消化。此时骤然推出赋税制度革新,两项重大新政叠加,地方官府难以兼顾,极易出现执行偏差;百姓也可能因政策密集而产生困惑,甚至引发不必要的恐慌,反而不利于新政落地。” 其二,革新赋税制度牵扯甚重,绝非一朝一夕便能成功。这不仅关乎天下士绅缙绅的核心利益——他们凭借功名特权长期享受免税免役、隐匿田产的便利,税制变革直接触及其既得利益,必然会引发强烈抵触;更关乎各级官员的履职逻辑与利益分配——现行赋税征收体系中,地方官员可借助税种繁杂、核算模糊的漏洞谋取私利,新政推行将规范征收流程、压缩寻租空间,难免遭遇消极执行甚至暗中阻挠;同时更与天下百姓的生计休戚相关,百姓对赋税政策的接受度、适应能力直接决定新政成败,若未能充分宣讲引导,极易引发误解与恐慌。” “若仓促推行、准备不足,既无法应对士绅阶层的联合反对,也难以解决地方官员执行偏差的问题,更可能因政策漏洞让百姓利益受损,最终导致新政成效大打折扣,甚至因舆情反弹、秩序动荡而遭致广泛非议,动摇此前三项新政积累的改革共识与朝廷公信力。” “所以咱们要等待一两年时间,一方面让江南减赋、整顿吏治、兴修水利三项新政充分落地,待地方经济复苏、百姓获得感提升、官员适应革新节奏,夯实改革基础;另一方面借这段时间凝聚朝野共识,让士绅阶层逐渐认识到改革的必然性,让官员熟悉新政逻辑,让百姓了解改革益处,届时再启动一条鞭法的推行,阻力自然会小上许多,改革成功率也将大幅提升。 朱标闻言,神色渐渐缓和,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 朱雄英也附和道:“高炽说得有道理。新政推行最忌操之过急,循序渐进才能确保稳妥。前三项新政尚未完全落地生根,此时再添赋税改革,确实容易顾此失彼。” “更重要的是,赋税革新的核心是“按亩征银”,而这一制度的有效落地,必须建立在对天下田亩数量、等级、归属精准无误掌握的基础之上,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前提。” “当前各地田亩数据早已混乱不堪:历经数十年田产买卖、继承、兼并,许多地区的鱼鳞图册仍沿用洪武旧版,未及时更新变动信息,导致田亩实际归属与登记记录严重不符;部分士绅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,通过伪造文书、隐瞒新增田产、将良田虚报为薄田等手段,刻意扭曲田亩数据,逃避赋税义务;更有大量“投献”“寄庄”的田产,通过挂靠士绅名下、异地登记等方式,脱离官府监管,成为游离于赋税体系之外的“黑田”。” “若在这种数据失真的情况下仓促推出一条鞭法,“按亩征银”只会沦为空谈:士绅可凭借虚假田亩数据继续少缴或不缴赋税,甚至利用改革漏洞进一步侵占利益;而少田、无田的百姓则可能因数据错误被分摊额外税负,再次上演“减赋利好士绅、百姓未获实惠”的闹剧。” “如此一来,改革不仅无法实现赋税公平、遏制土地兼并的目标,反而会加剧社会不公,引发百姓不满与士绅阶层的投机行为,最终动摇新政根基,让此前积累的改革共识付诸东流。” 他话锋一转,提及洪武朝的制度根基:“老爷子当年高瞻远瞩,深知赋税是王朝存续之根本,户籍田亩是赋税征收之基石,故登基之初便力排众议,推行户帖、黄册与鱼鳞图册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,为大明赋税体系奠定了坚实无比的基础。” “其中,户帖作为最基础的户籍田产凭证,详细登记每户百姓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家庭成员,以及名下田产的数量、坐落位置等核心信息,由官府统一编制发放,百姓随身携带,作为身份与田产归属的法定依据;黄册则以户帖为基础,每十年一编造,不仅记录户籍变动情况,更详细列明每户应承担的赋税种类、额度、缴纳时间,以及徭役分摊情况,形成动态更新的户籍赋税管理体系,成为朝廷掌握天下税源、调配徭役的核心依据;而鱼鳞图册更是堪称创举,以县域为单位,逐块绘制田亩图形,详细标注田亩的四至边界、形状大小、土壤肥沃程度(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则)、灌溉条件、田产所有者姓名,甚至相邻田块的归属情况,图册中田块编排如同鱼鳞密布,故得此名。” “三者互为补充、环环相扣:户确认‘人’与‘田’的基础关联,黄册明确‘田’与‘税’的对应关系,鱼鳞图册精准界定‘田’的具体属性,共同构成‘以人查田、以田征税、以税验籍’的完整闭环,本应是大明赋税征收最根本、最可靠的制度依据,确保赋税征收的公平与高效。” “但历经数十年变迁,这套制度已出现诸多弊端。”